初级阶段的“基本矛盾”其实根本就不“基本”

“通货膨胀”，曾经如此固执地宣传为是和社会主义社会无缘的罪恶，如今却是日常中最频繁的聊斋，尽管我们被无数次告知生产力已经如何如何发展，而云山雾罩的御告数据之下，现实是大部分人都被物价挤压而对基本矛盾中阐述的美好愿望调低了预期，物质需求已不渴望增长，但求不要降低得太低太快，至于文化需求，哈，在论坛跟贴发泄算不算？
历史学家可以告诉你早期人类发展史上三次社会大分工体现了生产力跨越式发展，但要推论人类社会因此进步却远非如此乐观，第一次分工伴随着剥削的出现，第二次分工奴隶制被普遍确立，第三次分工诞生了货币和高利贷，没有证据证明生产力发展可以让社会变得更有亲和力，事实上人类历史更象是一连串战争衔接的链子。幸运的是，三次社会大分工对职业工种的细化影响依然有限，人的需求依然受到基本生存物质生产能力的压制，这意味着绝大部分人依然离不开土地的出产而保留着农技，如果不是天灾人祸，便不会发生政治上的激烈反抗。政治模式飞跃式变迁实际上发生在工业革命之后。
很容易直观地得出这样的结论，人的物质需求增量得益于人的生产能力发展，工业革命似乎证明了这点，工业革命也是职业结构革命，激增的非农工种也意味着新兴城市和全新生活，人们果腹之余能享受更多的物质和劳务。但很多人都忽略了重要的一点，当我们享用便利的家用电器和数码消费品，出入灯火阑珊的夜市和琳琅满目的卖场时，实际上得益于基本生活成本的低廉，从而保持着对更高物质和额外服务的消费能力，这是支撑新兴行业的利润源泉，从这点来说，分工越是细化，非农工种越多，社会反而越是脆弱。城市人口不能解甲归田自给自足，他们之中很多人没有土地也没有农技经验，技术单一，因此在经济危机中一旦基本生存成本激增便无退路，必然掀起一波政治浪潮，科技发展已经使我们把天灾的影响降为最低，而工资购买力的锐减、公司的倒逼、失业者的绝望却因为社会制度问题而随时出现，宪政民主体制和福利保障制度的产生并非偶然,那是为了可预期的稳定生活。
我们中国人真的很特立独行，因为中国劳动者的工资增长额不是为了追求更好的物质和劳务，而被用作是对基本生活物质涨价的最好理论和数据支撑，于是统计部门总是在合适的时机发布收入增长的可喜信息，随后基本生活资料供应商们默契地接下绣球后便是涨价一片，在宣传媒体上最常见的涨价理由是老百姓工资在增长（当然撇开了分配结构的论证），甚至是先知般预言老百姓预期工资会在未来增长，虚实结合一锤定音。尽管这些近似神学的噪音能带来涨价的亢奋，而另一方面的现实是当民生品成为勒索品，当地产商和政府要求我们贡献出现在和将来所有已知和预期的积累花费在赎买民生品时，我们看到的是顺差、通货膨胀、失业几乎难以控制。见鬼，中国究竟赋予工资增长何种意义？
目前我国共有8大类66个中类413个小类1838个细类（职业），而第5大类农林牧渔水利业占具其中121个细类（职业），有1717个行业的人员既没有土地也没有农技，当然也不可能有自己的土地建房，基本生存离不开稳定、恰如其分的民生品供给系统，而他们所处的公司也需要人们在安排生活成本之后的剩余购买力来支撑，（是否该扣除地产业、垄断业和公务员？），一旦基本生活成本变得高昂，挤出效应对那些非农行业人员和公司而言，无疑是灭顶之灾，尤其相对目前暴利房对消费能力的渴泽而渔而言。民生品的暴利和通货膨胀，其效果等同于把社会状态又打回工业革命之前，人们的实践活动仅能竭力维持基本生存，甚至连基本生存都不可得，原本借助技术革命和需求扩张而暴芽舒展的行业，相继因缺乏养分而枯萎断裂。
回过头来看，那个初级阶段的“基本矛盾”其实根本就不“基本”，无论生产力如何发展，你的需求美好预期在绑匪环视之下根本无法实现，社会文明层次更多还是体现在政治架构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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