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明副市长到底是啥意思？到底是否认还是承认有预警短信？在昨天云南警方发布会后，中新社迅速发稿称，杜敏说“没有这回事”，门户网站均以“辟谣”为题加以转载，直至晚间仍是新浪专题中最醒目的标题之一。但新京报、东方早报、扬子晚报等则又报道说，虽然这位昆明副市长在发布会上一开始表示没有此类信息，但在会后被再度问起时，则又承认有此短信存在。
于是，连云南当地媒体的答问全文也有了两个版本。云南日报公布的杜敏回答是：“目前从调查情况来看，没有这个事情，警方也没有接到有人就此事的报警”。但昆明日报所属都市时报公布的则是：据市民反映，在爆炸之前的确有人发出短信，但是收到短信的人并未向警方报告此事，警方也是事后调查时才发现了这条信息。警方不会放过任何可疑线索。
在上海、南京、广东等各大城市，媒体正在结合昆明爆炸案对本地公交系统进行检阅，呼吁市民参照反恐手册提高安保意识。此外，腾讯今日话题有关昆明爆炸案的一个专题被撤下，而这个专题并无多少“出格”之处。
云南官方今天还通报了普洱胶农冲突的处置进展，通报中既有“不明真相”、“别有用心”这样的前瓮安时代用词，也有“表面上看是警民冲突，实质上是胶农与企业的经济利益长期纠纷所引发的一起较为严重的群体性社会安全突发事件，是人民内部矛盾在特定条件下的集中表现”这样的后瓮安时代总结。
环球时报今天头版标题真“低调”：办奥运没功劳也有苦劳，批评者不讲情也要讲理——中国人有权得到尊重。
新闻联播花了13分钟播出胡锦涛和习近平看望姚明等中国奥运运动员的场面，中国开辟三处地方供游行示威的姿态没有得到报道。
在沉默十余天后，国台办发言人就北京奥运会期间台湾体育团队的称谓问题发表谈话，称“中国台北”、“中华台北”的不同名称是历史形成的，台湾某些媒体和人士混淆内外范围不利于双方互信。这番发言语气较前略有缓和，在腾讯和网易通过审核的网友跟帖中，建议大陆释放善意改用“中华台北”的不在少数。
华商报用两个整版介绍胡锦涛与温家宝各自粉丝团——“什锦饭”、“八宝饭”。一家地方都市报作此报道，虽然应该不至于引来明文批评，但也算得有胆色之举。经新华网介绍后，门户网站均有转载。
在中国税收增长30%的数据出台之际，新闻晨报电话采访清华教授魏杰，请其陈述建议个人所得税5000元以上起征的理由。东方早报则发表乔新生文章，直接建议减税。
上海人果然对经济问题特别有感觉。东方早报评论员袁幼鸣还在自家报纸上痛斥樊纲，称其“毛估估”、太离谱。袁批评樊作为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却在全国范围内中小民企普遍面临资金困难、大批制造业工厂不得不依赖高利贷饮鸩止渴的背景下，“满嘴放炮”高喊紧缩有理。是的，袁幼鸣更想反对的应该是政府执行的紧缩政策：在现行垄断国企与政府经济行为几近独占金融资源的“二元结构”之下，继续紧缩会压死“中国制造”这头大骆驼，而不是给它喘息、疗伤的机会。
承接“普世价值”余波，司马南与南方报系之战烽火再燃。继数日前在博客上对南方周末“杀人者杨佳青春档案”一文逐段解析，指责该报“旗帜鲜明地同情和歌颂杀人犯，有选择地、牵强地、依据自己报纸的需要重新结构故事，将一个意外事件的背景罗织得无比详密，把一切责任都推给社会”后，今又批评南方报人长平“杨佳的母亲哪里去了”一文，“激情偏狭矫情有余，理性逻辑不足”。
当然，也有人出来公开反驳司马南，将其比作“姚文元”。成都晚报评论员曾颖嘲笑说，斗士司马南先生最近好像见不得红布一般地和南方周末杠上了。司马先生的评论……更像是一封检举信，检举不守规矩的媒体又在搞破坏安定团结，其恨不能将之碎尸万段的情绪，由内而外，显露无遗...南方周末只是循着新闻规律，做了自己义务的事情，而司马先生逢“南”必反，为反对而反对的姿态，有点反应过激了。腾讯推荐此文。
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如何看待南方报系尚不可知，但自从他提出“言塞湖”这个名词后，各地时评作者正在热议。熊培云在南方都市报引用1934年1月28日吴景超《舆论在中国何以不发达》一文说法，称中国舆论尚未走出四类困境：有些地方容不得批评、少做积极建议的人材、讨论环境有待改善、舆论得不到制度上的尊重。
被捕的卡拉季奇“大胡子”的照片被网站和都市报广泛刊载，少有就此发表评论者。
网易娱乐独家报道李亚鹏因为制止香港记者拍其女儿而拳打脚踢的新闻，在调查中，多数网友表达对狗仔队记者的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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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徐达内：曾供职于上海多家报社，现从事互联网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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